“未来的某一天，由于某种原因，大家都会有时间退休，等公司状况良好、经营正常的时候，我就会退休。”三年前，现年71岁的侯为贵穿着他最喜欢的浅色夹克、蓝色衬衫和海军蓝色夹克，亮相中兴通讯的大选。他身材瘦削，但仍然充满活力。当时，他就已经向外界释放了自己退休的打算。

1月7日晚，中兴通讯发布公告，正式宣布侯为贵“中兴老大”时代结束。——担任中兴通讯董事长12年的侯为贵表示，不再竞选新一届董事会。新候选人将于3月3日每月选举结果公布。

1985年，侯为贵在深圳一间杂草丛生的简陋房子里创业，坚持了30年，彻底经历了我国通信技术从落后到崛起再到赶超的过程。“我曾经看过一张侯为贵创业时的照片，十几个人住在一个棚子里，煮一锅菜，一起吃饭。作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代企业家和企业家，侯为贵无疑为我国通信行业做出了无穷的贡献。”传播学专家项立刚告诉第一财经日报。

对于未来，侯为贵表示，如果不在自己的位置上，他就不再参与，也没有必要参与。“我今年就75岁了，人生总会有不同的阶段。”

“但事实上，董事长在正式退休之前是无法休息的。上个月他甚至还去了海外，参观了公司的海外地点。”中兴通讯内部人士利乐(化名)告诉记者。

不同的创意一代

1981年，改革开放初期，侯为贵作为航天691厂技术科长、技术专家，被选派赴美国负责技术设备引进工作。1985年，43岁的侯为贵来到深圳，创办了深圳中兴半导体公司。由航天691厂、云星香港电子公司和另一家国有企业共同投资。这就是中兴通讯的前身。

中兴通讯成立初期，和大多数中国企业一样，经营着“三来一补”业务。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通信业蓬勃发展。侯为贵还在试探中发现了通信设备的商机。

1986年，侯为贵用做生意赚到的钱成立了研发团队，专门研究开关领域。1989年，他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程控交换机，中兴通讯也转型成为通信设备制造商。到1992年，中兴通讯合同销售额已突破1亿元。

有人说，我国的通信设备市场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真正的国际市场。20世纪80年代“七国八制”时期，我国通信市场被国外巨头垄断。以“无限中国”——龙、大唐、中兴、华为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向国外巨头学习、竞争，最终突围而出。出一侧六合。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没有侯为贵作为技术专家的敏锐嗅觉和坚持不懈的研发投入，当时的小公司中兴通讯很难立足。

前10年的发展，让中兴通讯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并创新了产权模式。1993年，侯为贵推动中兴通讯第一次产权改革，与30多名自然人成立了私营公司中兴通讯微信通；与691厂、深圳光宇实业合资成立中兴新通信，两家国有企业持股51%，另外还有伟贤通。咸通持有49%股份，后者承担运营责任，侯为贵担任总经理。

此举开创了国内“国有控股、授权经营”的混合经济模式，也为中兴通讯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事实上，1941年出生的侯为贵与联想的柳传志、长虹的倪润峰、华为的任正非、万向的鲁冠球属于同一代人。不同的是，在第一代公司、家族集团中，侯为贵相对低调，很少有采访和内部言论泄露出去。

“这和侯先生的生活背景有关，他当过老师，有学者的节俭务实精神。”李乐说道。

侯为贵曾表示，自己不善于在公共场合表达自己，“我性格比较内向一点，这并不一定是优势。对于管理公司来说，也不一定更好，但每个管理公司都有自己的优势。”技巧对比一下，结果就可见了。”

“他不像任正非，任正非有一种‘酒肉过肠’的感觉。侯为贵有点像‘道’，他花很多时间吃素，修行。”在中兴工作多年的退休员工王安（（化名））这样评价侯为贵。

“我第一次接触侯先生是在1992年初，他戴着一副黑框眼镜，有一种长辈的和蔼可亲的气质，与任正非那种高冷、威严的感觉不同。侯先生之间的交流他的员工是一位咨询型员工。“你对此有何看法？你有什么想法？我们可以讨论一切。他很大方，花钱不舍得，生气也不大声吼叫。”另一位曾在中兴、华为工作过的人士告诉记者。

“学者”与“军人”

“优秀公司的整体表现在于能够把握盈利能力和发展速度之间的平衡，中兴通讯离优秀公司还有一段距离，但我们会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投资者和股东希望公司的业绩每个月都在上涨，但他们更多看到的还是短期效益，作为公司的决策者和管理者，不能只注重眼前的利润而忽视长期的发展。在侯为贵的多次决策讲话中，平衡是被提及频率很高的一个词。

在侯为贵看来，如果领导者只考虑未来五年会发生什么，而现在却要亏本做五年，这肯定是不可能的。公司这样运作，股东就必须用脚投票。从投入到产出，三年后我们还是可以接受的。如果超过五年，一般企业就很难接受。这种事情做多了，公司就活不下去了。如果你能把握好公司长期战略发展和当前经营的平衡点，你就是一个比较优秀的经营者。

“侯先生的性格比较务实、稳重，不像任正非敢于‘赌’，因为如果赌输了，结果可能和大唐一样，如果大唐赌TD，就不会赢。”王安说道。

事实上，不仅是内部员工，同行、供应商和合作伙伴也经常将中兴通讯和华为进行比较。毕竟，两家公司的创始人有太多相似之处：年龄几乎相同，而且都是80多岁。他们都选择了创业，而且都选择了电信领域，业务高度重叠。

但就管理性格而言，侯为贵和任正非各有鲜明的特点。

侯为贵在校时是一名尖子生。毕业后，他教了两年书，后来进入691厂。从技术工人到车间主任再到技术科长，他一直是厂里技术水平较高的专家，工作了20多年。他是典型的知识分子类型，性格沉稳，很少采取激烈的行动。相比之下，任正非虽然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却当过军人，军旅生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因此，他也给华为植入了浓厚的军人气质，比如绝对服从、执行力。超高的工作强度、狼性精神等，并且在运营中也勇于承担风险、不墨守成规。

“任正非是军人出身，他对过去时代的信仰和仰慕，造就了他敢于拿大笔资金去战斗的性格。比如华为的股市，有分红的权利，却没有分红的权利。”投票。这在深圳经济特区是可以的，但从全国范围来看，没有第二家公司。所以他做了很多创新，他愿意在没有保证赢的事情上赌博的意愿明显暴露出来在任正非。”王安告诉《第一财经日报》，作为出生在中国的工程师侯为贵更注重沟通、包容和经验。

中兴通讯前高级副总裁何世友这样描述他所认识的侯为贵和任正非：“1992年我第一次接触侯先生时，我感觉他就像一个国企的董事，“他是一位老工程师，为人友善，对人友善，更注重人性的一面。任正非领导的华为，完全遵循军事化的方式来管理人，奖惩分明。”

在王安看来，侯为贵的人格或许是在中兴经历了“小灵通事件”之后才正式确立的。

“中兴通讯在2002年和2003年经历了一次转型。当时中兴通讯在小灵通领域非常成功，超越了UT斯达康。小灵通立即拯救了公司。从那时起，中兴通讯开始做手机。”在王安看来，中兴通讯的手机业务让华为刮目相看，但那段时间之后，中兴通讯与华为的距离逐渐拉开了。

“早期，两家公司没有差距，一个是100亿，一个是80亿，基本处于同一水平。但从2004年开始，中兴和华为的差距越来越大。一开始，华为比中兴小1.5倍、2倍、2.5倍，现在几乎是3倍了。”王安认为，根本因素可能是侯先生作为管理者更加注重经营现金流。

中兴与华为的距离是从小灵通的建立开始的，中兴享受着赚快钱的好处。另一个因素是3G技术道路的选择，WCDMA还是CDMA。中兴选择了CDMA，但技术先进的CDMA成本较高，市场表现也不如华为选择的WCDMA。

“华为早期的重点是固网，因为当时手机的能力还没有发展出来，我们还是专注于有线、路由、通信。2004年以后，华为更加专注于技术研究和开发。”发展投入；中兴更加务实，注重现金流；在技术道路上，中兴选择了CDMA，华为选择了WCDMA，但CDMA后来被高通放弃了，授权费各方面都非常昂贵，因此大规模普及不可能，而且WCDMA专利分散，方便我们形成交叉专利，成本很快就会降低，华为抓住了这个机会。”

不过，王安也认为，技术只是武器，最终是公司战略造成的。“一个激进，一个稳定。两位公司创始人的性格决定了他们要找什么样的人和开发者。中兴通讯的上一任总裁是南京邮电大学的老师，有一股书卷气。所以他会认为CDMA好，但是技术好不一定能商业成功，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就是摩托罗拉的宜星计划，计划发射28颗卫星，这样就不再需要部署网络了。这个想法是好吧，但受制于成本。”

对于这个问题，项立刚告诉记者，他之前也和侯为贵谈过，“我说为什么你觉得有些东西比华为准，后来却被超越了？侯为贵说我并不比华为准，我是跟着了很多东西，一看到机会很大，就开始努力，看到机会不大，就渐渐放弃了。

从侯的回复中，项立刚表示，我们可以看到他和任正非的区别：任正非是战士出身，性格坚强。这就是战士的性格。侯为贵性格比较温和，也比较平衡。“所以在中兴通讯工作压力比在华为小。”项立刚说。

王安表示，这两种性格都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中兴比较稳重，不太进取；华为比方丘更激进。不过，这种求稳的性格虽然让所有中兴公司变得成熟稳重，或许没有多少朝气，但也帮助公司克服了很多困难。“2009年以来，很多同行业的企业都消失了。中兴、华为能够在全球立足并不容易，这一点员工们深有感触。”

坚持与改变

私下里，侯为贵也遵循着“国企老厂长”低调、节俭的性格，甚至有些过于传统。

虽然奔波于商场，侯为贵私底下却有几个不可动摇的习惯：飞机上看书、坚持乘坐经济舱、热爱运动。

“侯先生出国基本都是坐经济舱，不是公司出不起钱，毕竟才几万元，但他还是坚持坐经济舱，也很辛苦。”出国考察的时候比较困难，在当地考察的时候，我和员工一起吃便饭，工作不需要电脑，上传下发纸质报告，或许一方面是想设定一个一方面是给下属的榜样，另一方面也是那个时代人们养成的习惯。”王安对本报记者表示。

利乐还透露，侯先生没有专职秘书。他身边的行政秘书以前是保安，现在有点像保安了。

“有一次我听高晓峰说起他的爷爷，吃完饭后，他就用馒头片擦碗，擦干净后用水冲一下就行了，这和平常家里不一样，得在外面留点。”但侯为贵有点这样，他出差的时候，经常叫人带个电饭锅和一些米去酒店煮粥，他并不是百分百的素食者，但我知道他很少吃肉。”王安向记者解释。

“侯为贵是老一辈的企业家、企业家，他和现在的年轻企业家不一样。现在的企业家很多都是20多岁，大学毕业，拿到投资创业。侯为贵首先在一家国有企业工作创业两年，十几年，他当了一个小领导，然后40多岁的时候到深圳创业，我不知道他刚创业的时候是做什么的，但我曾经看到过照片中，20多人住在一个工棚里，他在里面煮了一锅菜，一起吃饭。他制作了电子表、电风扇，在不断探索和实验的过程中，他发现了机会。制造通讯设备。”项立刚表示，作为老一辈企业家，侯为贵是非常成功的，他和华为之间有距离也不能说他不成功。他也为中国的通信事业做出了无限的贡献，1000亿也是非常可观的。

有业内人士评价侯为贵和任正非的性格，认为侯为贵是典型的东方企业家，但他是一个倾向于学习西方企业经验的东方企业家；虽然任正非更接近西方企业家的特点，但他是一位对我国环境有深刻了解的西方企业家。侯为贵的言语和表达能力与他的气质相符，温和、稳重。虽然他缺乏任正非的偏执、敏锐和投机矛头，但他以温和而深刻的原则影响着中兴通讯的氛围。

事实上，通信行业近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运营商的网络基础设施已经开始相互共享。欧美运营商持续融合。传统企业及其商业模式正在受到新力量的挑战和颠覆。同时，它们也可能被敏捷的更新、更具活力的形式和产品所取代。

一向“求稳定”的侯为贵现在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多年来“稳定平衡”的行为，思考改变。他在内部演讲中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坚持电信行业，你仍然可能赢得一席之地，但如果你坚持传统电信思维，你未来可能会失败。

“这是公司真正了解的事情。”利乐说。

经历2014年的巨额亏损后，侯为贵对中兴通讯的战略、组织和人员进行了重大调整。中兴通讯内部较高层决策机构经济委员会宣布成立终端事业部独立运营，并将政企网提升为公司二级运营单位。同时，对“青年派”曾学忠等人委以重任。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曾学忠成为了中兴通讯。终端业务负责人肯定知道，此前预计终端业务将占中兴通讯业务的50%以上。

这意味着，改革中兴2C市场的重担，落到了一位更贴近消费者、具有互联网思维的年轻人身上。这在中兴通讯历史上是罕见的。或许，这也是侯为贵在辞职前为三十多年来保持“稳定”性格的中兴基因转型埋下的重要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