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香港的路牌见证了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故事/作者供图

有着蓬松卷发的汉密尔顿·戈登老师，我每个周末在路上都会见到好几次。他曾担任英国外交大臣和首相。他离我住的地方只有一条街……我指的是以他命名的街道。香港有许多以英国官员命名的街道。尽管人们对这些充满异国情调的名字并不感到惊讶，但他们可能不知道这些路牌蕴含着权力和历史的密码。

大量以人名命名的街道是香港城市文化的一大特色。然而，在中国其他城市，以人名命名的路牌却很少见，更不用说以英国人命名的街道了。例如，在北京，除了孙中山、张自忠等三位抗日英雄外，没有任何以其他现代名人命名的街道。就连毛泽东、邓小平也没有享受到这一荣誉。不得使用国家领导人的名字作为地名、街道名称。这是毛泽东自己定下的规矩。在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十几个国家中，中国是唯一做出这样规定的国家。今天中国一些大城市所见的“中山路”、“张自忠路”都是国民党执政时留下的。

以香港人的名字命名街道沿袭了英国的传统。表面上看，这是为了表彰和纪念那些人的军事和政治成就，但实际上它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功能：用这些符号来体现英国治理香港的力量。最明显的是以英国国王、英国内阁部长和香港总督命名的街道。

除了宣示权力之外，路牌还具有讲述历史的功能。比如那些以鸦片战争人物命名的街道，它们的名字就可以和长长的历史文本联系起来，告诉我们英国殖民者是如何来到香港的：

“阿伯丁街”以英国政治家阿伯丁四世伯爵的名字命名。他的真名是乔治·汉密尔顿·戈登。1841年至1846年，他在罗伯特·皮尔总理的内阁中担任外交部长。中英之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于上届政府威廉·兰姆内阁后期。英国内阁上台后，汉密尔顿-戈登牵头制定对华政策。他秉承前外交大臣亨利·坦普尔的“炮舰外交”，迫使清政府接受不平等条约，开放五个通商口岸，割让香港。

“斯坦利街”以担任三届英国首相的爱德华命名。以爱德华·史密斯·斯坦利的名字命名。1841年至1846年，他在比利时内阁担任辅政大臣，正值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他是负责中英谈判具体事务的内阁官员。据说，他一直对占领香港的意义和香港的未来心存疑虑。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因素，他主张将香港建设成为自由贸易港。

“高夫街”与诗歌无关，而是英国将军休·高夫的名字。他原本是驻印度迈索尔的英国陆军司令。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他被调任英军总司令，接替作战不利的乔治·艾略特少将。香港的歌赋山和“歌赋山路”也以他的姓氏命名。

“砵典乍街”以香港首任总督砵典乍街命名。当地华人习惯称其为“石板街”。波廷格原本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名官员。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任英国全权公使，赴南京与道光皇帝钦差大臣耆英谈判，代表英国签署《南京条约》。战后，他被任命为首任香港总督，但只任职一年，就因政治分歧而调离香港。

“卑路乍街”以英国海军军官爱德华·贝尔彻的名字命名。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作为硫磺舰舰长，参加了对广州、舟山等地的战斗。在《南京条约》签署之前，贝尔彻就迫不及待地率领英军登陆香港，宣布英国正式占领该岛。随后，他趁机对中国近海进行了考察。

“埃尔金街”以英国政治家埃利根八世伯爵的名字命名。他的真名是詹姆斯·布鲁斯，曾任北美和加拿大总督。第二次中英鸦片战争期间，他被派往中国担任英国谈判代表。正是他下令英军抢劫烧毁了北京“圆明园”，并迫使满清政府签署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将九龙半岛割让给英国。

布鲁斯的直接上司是亨利·坦普尔，他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担任兰姆内阁的外交大臣。此时他成为内阁总理。香港历史学家通常称他为“巴麦尊”。事实上，这并不是他的真名，而是他的高贵头衔——帕默斯顿子爵。他并不是唯一拥有这个头衔的人。他前后共有四位“巴尔默勋爵”，他是第三代子爵。坦普尔曾担任三届外交部长和两届总理，因推行强硬的“炮舰外交”而臭名昭著。他对19世纪中英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是两次鸦片战争的罪魁祸首。

因此，这些路牌既是权力的隐喻，也是历史的见证。虽然鸦片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历史留下的痕迹却天天可见。然而，现在很多人可能并不了解这些街道与香港历史的关系，即使每天与这些历史人物同行也视而不见。事实上，香港历史教育的“失忆症”问题由来已久，这也是造成当今年轻人身份混乱的重要因素。香港回归二十年后，如何重述香港故事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