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国权威媒体为何公开教育德国驻华大使？

2017年12月13日这个特殊的日子，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国家公祭日，德国驻华大使向媒体发文“教训”中国：和解既需要“肇事者悔罪”，又需要“受害人愿意原谅“”。

这种说法无论从理智上还是情感上都是中国人无法接受的。

如果你做错了事，只有道歉才能得到原谅。这句话经常被用来教育孩子，却隐藏着一个简单的逻辑顺序：当错误的一方想要寻求和解时，道歉无疑是一个前提，而无辜一方的宽恕是不能允许的。这种宽恕不应该与错误的一方同时发生。过错方的道歉，也不应该发生在道歉之前。

这个人际关系的基本常识也适用于国际关系。二战后，德国与法国、波兰、以色列的和解，是建立在德国首次真诚道歉的基础上的。

在中国，人们很自然地将德国对历史的负责任态度与日本对历史的态度进行比较。

提起德国，世界上所有有正义和良知的人都会想起战战兢兢地拜访戴高乐将军的总理康拉德·阿登纳、1995年跪在以色列的“统一总理”科尔、以及建在柏林市中心的巨大建筑。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德国政府将防止反犹太主义写入法律等，这些都是德国历届政府对历史责任的反复强调。

然而，人们万万没想到，在2017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国家公祭日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德国驻华大使在媒体发文“教训”中国：和解也需要“悔改”来自加害者的“”和“受害者的宽恕意愿”。这种说法无论从理智上还是情感上都是中国人无法接受的。我们等待日本的道歉以及道歉背后的悔恨已经太多年了！

2017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放飞和平鸽

画面回到1951年的德国波恩。9月27日，联邦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在议会发表讲话：“以德国人民的名义犯下的罪行不胜枚举，因此我们有道义和物质上的惩罚”。对此类罪行有赔偿和弥补的义务。”德国人想要“为洗去巨大的精神痛苦铺平道路”。演讲发表前一个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爆发大规模公众示威，要求政府对大屠杀承担责任，并寻求与以色列和解。正是这种民众和政府一致悔改的态度，迈出了德国与以色列和解的第一步。

在地中海那边，以色列宗教领袖已经禁止与“德国存在”接触：犹太人不会说“纳粹刽子手”的语言，犹太人也不会购买“杀害我们的凶手”制造的产品。家庭。”“沾满犹太人鲜血的土地”犹太人永远不会踏足。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想要与以色列和世界犹太人大会接触只有一个主题：德国必须赔偿以色列，德国必须赔偿犹太人。

当以色列决定是否接受德国的道歉和赔偿时，议会内部爆发了激烈的讨论：犹太人是否应该与“刽子手”和“执行者”直接接触？血债能用金钱偿还吗？以色列认为，犹太人作为受害者，有权决定是否接受加害者的供述，但更重要的是：加害者道歉、悔罪的意愿必须坚定。

这种坚决道歉的意愿和深刻反思历史责任的态度，体现在德国政府随后对以色列政策的方方面面。历届德国政府将在施政宣言中强调德国的历史责任以及德国对以色列的特殊承诺。

德国总理默克尔领导的现任德国政府在施政宣言中表示：“对欧洲犹太人和其他民族和群体的大规模屠杀将永远留在德国的记忆文化中。”她特别提到，“由于当代年轻人对纳粹德国独裁统治的历史知识还不够，我们必须在课堂内外加强年轻人对这方面知识的学习。”

2008年3月18日，默克尔在以色列议会表示：“德国的这一历史责任是我们国家国家利益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以色列的安全对于我作为德国总理来说是不允许有任何讨价还价的。”

德国政府这些多角度、高层的表态证实了一件事：德国政府清醒地认识到道歉和悔罪是一项长期、持久的系统工程。

早在1985年，时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统魏茨泽克就在德国联邦议院发表了著名的演讲。他强烈谴责德国在纳粹时代的罪行，将纳粹政权垮台的那一天称为“解放日”，并留下了他的名言：“谁在历史面前闭上了眼睛，谁就对现实视而不见；谁不愿意，谁就对历史视而不见”。反思暴行很可能会重蹈覆辙。”

不久前，德国联邦宪法法院驳回了一名96岁男子的上诉，认定他有服刑能力，要求他近期服刑。这个人就是奥斯卡·格罗宁，曾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一名会计师。2015年7月，他被吕讷堡地方法院认定为奥斯维辛大屠杀的从犯，被判处四年监禁。格勒宁立即提出上诉，称自己年龄太大，身体不适合服刑。上诉被联邦宪法法院驳回，格罗宁最快将于2018年1月开始服刑。

道歉和悔改可能会迟到，但内疚永远不会消失。令人不解的是，德国驻华大使的言论中似乎并没有体现出德国政府对历史、现实和未来负责的态度。作为驻华大使，你应该了解中国的历史。你们必须了解加害者对待历史和受害者应有的正确态度。当然，你也应该明白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道歉才会被原谅。本末倒置是行不通的。

文字|张树思《瞭望》国际问题周刊观察员